核電重開和核電反對的博弈，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現實——沒有人愿意生活在核事故的陰影之下，但是現代產業以及日本的自然條件又使得日本人無法拒絕核電。在核電站當地人的身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旦發生核事故，受害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福島核電站周圍那些有家不能回的災民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支持重開核電。

2016年2月23日，日本農場主MasamiYoshizawa在寫有抗議橫幅的小車旁邊走過，橫幅上書“東電和日本政府應當賠償我的損失”。（東方IC/圖）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已經過去了整整5年。每年的這一天，日本的媒體都會冠之以“史上最慘重的地震”。如果僅僅算遇難者的人數，“3˙11”日本大地震其實算不到“損失慘重”的行列里去，到現在為止，所有死亡人數（統計包括失蹤者在內）是15455人。

使得“3˙11”日本大地震成為“史上最慘重的地震”的原因，其實并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地震催生的海嘯。日本是一個地震多發的國家，在地震的防災減災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如果沒有海嘯的話，那次地震不會造成比三位數更多的死亡人數。

但是那次地震引發的海嘯不但帶來了近兩萬的死亡人數，還造成了一個無法愈合的傷口——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使得這次地震被列入“史上最慘重的大地震”之列。

1有家不能歸VS“一生懸命”在地震發生5年后的今天，“無家可歸”的災民還在十萬以上。單單從這一個數字，就可以知道這次災害的嚴重性。準確地說，不能用“無家可歸”這個詞，它并不能描述事實，而事實是“有家不能歸”——因為這些災民的家在核污染區，而且對于里面的大部分人來說，是永遠回不去了。

日本文化不太鼓勵遷徙和移動，日語中表示努力的詞是“一生懸命”，實際上這個字是從“一所懸命”演化而來的，日本人喜歡一輩子在一個地方生活、工作。因此，離開自己的土地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5年過去了，災民仍然不能回去——放射性污染的土地高達2000平方公里（一般人被禁止進入），這幾乎和東京都的面積相同。實際上，這場地震所造成的“人員失蹤”數字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為這些地方是無人能夠進入的死亡地帶。

更嚴重的是，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處理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事故。日本方面聲稱，40年完成廢爐工作，但是現在連已經融化了的爐芯究竟散落在了什么區域都不知道，整個廢爐工作就真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例如，現在的事故處理工作中最緊迫的，是如何截斷流經該區域的土壤、已經受到污染的地下水。如果地下水受到污染，就會無可阻擋地流入海水。如今，技術人員采取汲取的方法，將那些已被污染了的地下水放在水罐里，但水罐的容量是有限的，而地下水似乎是無盡的。于是，他們就做出一個這樣的設想——在事故機組周圍用管子向地下注入冷凍液，做成一個局部凍土地帶，以消除地下水的流動問題。但是，直到到現在，這個項目也沒有完成，同時也沒有人知道這個項目完成后能否奏效。

2011年7月19日，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發表聲明，稱“今后10年內將花費20萬億日元（按照當時的匯率是2.5千億美元）來處理這次核事故”。日本有關部門正式公開談到這個數字就只有過這一次，可以推測現在肯定要花費更多的資金，而且即使按照最樂觀的估計全部完成廢爐工作也需要40年！

這就是福島核電站的現實。恐怖的事故使得一個更加重要的爭論席卷了日本全國，那就是到底該如何看待造成這一切的元兇——核電？

2最便宜的VS最令人不安的眾所周知，日本是能源短缺的國家，既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氣，也缺乏水力發電所需要的大江大河，因此日本電力生產的成本相當高。核電是日本人宿命的選擇。

日本是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對核能有種先天性的過敏。當年，要不要引進核電技術，在日本可是引發了一場大論戰的，最后終于達成了引進核電技術的共識。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讀賣新聞》的老板正力松太郎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正力松太郎被稱為“日本原子能之父”。

一旦核電技術在日本獲準使用之后，就以巨大的勢頭推廣開來。如今，日本核電的裝機容量已經占到了全國電力總裝機容量的30%，主管福島核電站的東京電力的核電比例是40%。最高的是關西電力，占到了48%。

核電確實有不少優點。首先，作為核電原料的鈾基本上產自哈薩克斯坦、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這些政治上比較穩定的國家，而石油天然氣則主要產自政局動蕩的中東地區。比較起來，核電原料的來源更加安全穩定。

從發電價格上來說，核電也有競爭力。1999年，根據日本通商產業省（現在的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發表的報告，日本每度電的成本數字是：核電5.9日元；天然氣6.4日元；煤炭6.5日元；石油10.2日元；水力13.6日元。顯然，核電最便宜。

核電更吸引人的，是運行中不排放二氧化碳，屬于清潔能源。在全球變暖成為人類面對的大問題的今天，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人們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核電。由于轉換效率低以及要受制于天氣狀況，同樣不排放二氧化碳的風力或者太陽能發電距擔負起主要電力供應的任務還為時尚早，只是作為某種鼓勵人們追求環保的意愿的點綴而存在。

然而，核電還是一種最令人不安的能源，從核電問世以來，出現過好幾次大事故。如果說美國的三里島事故還是屬于虛驚的話，那么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事故和福島核電站事故就徹底地把核電的恐怖之處展現在了世人的面前，讓世人去選擇。

3講究“政治正確”VS“核電政策太胡扯”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第三次會議（也就是所謂“京都會議”）之后，減排二氧化碳突然成為了最大的政治正確，反對核電的群體在“低碳環保”面前失聲了（特別是在2009年更講究“政治正確”的民主黨執政之后）。2009年9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時任首相的鳩山由紀夫作出了“到2020年，將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25%”的允諾之后，發展核電幾乎成為了日本唯一的選擇。此外，從2005年之后扶搖直上的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也給核電政策作了背書。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日本相關法律規定，在連續運行兩年之后，核電機組一定要停機維護。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之后，雖然正在運行的機組還沒有停止，但處于停機檢修狀態的核電機組都不能重啟了。同時，“要不要重審核電政策”也擺在了日本人的面前。

講究“政治正確”的民主黨當然打出了反核電的旗幟，本來發展核電就是自民黨推進的政策。不公道的是福島事故落在了民主黨政權任上，落到了時任首相的菅直人的身上。

雖然在首相任上不能像在野黨時代那樣自作主張地反核電，但是菅直人還是利用首相身份干了點私活：“3˙11”日本大地震之后的2011年5月6日，通過當時的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菅直人要求中部電力公司將正在運行的浜岡核電站的4號和5號機組停機，同時不再啟動正在停機檢查的3號機組。理由是浜岡核電站正好處于預想中的“東海大地震”震源的正中，繼續運行實在太危險。

日本政府雖然對企業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沒有下命令的權力，從來沒有對一個企業有過這么具體的要求。這個舉動當時受到了不少批評，人們認為這個請求是對自由主義經濟的侵害，但菅直人不為所動，而中部電力公司也只能給首相面子。如此一來，一共有5臺機組的浜岡核電站（包括已經終止運行的1號2號機組在內）就處于實際上的廢棄狀態。

在離開首相職位之后，菅直人本人又回到了反核電的立場，主張日本應該放棄核電政策。其實，主張放棄核電政策的前首相并不僅僅是菅直人一個，原來一貫推進核電政策的自民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也是其中之一。福島核電站的悲慘現實，使他拋棄自民黨主流的擁護核電政策，走上反對核電的道路。

最近幾年，小泉純一郎自費考察了不少國家，得出了“核電政策太胡扯”的結論。其最主要的論據就是“無法處理核廢料”。目前，日本在這方面的解決方法是深埋，深埋其實就只是蒙混過關。先不要講地震國家日本根本就找不到安全的深埋場所，就是能夠深埋起來，都還存在被惡意的人重新挖掘出來，作為恐怖主義武器的可能性。

“3˙11”日本大地震之后，反核電的觀念在日本社會中很強勢。面對著那么嚴重并且都不知道如何處理的災害，也沒有哪個政黨膽敢去鼓吹發展核電，就是自民黨也不得不承認在長期的執政時期內忽視了核電的安全，但是面對產業界的呼聲誰都不能無視。

在這場大地震之后，自民黨一直對這個問題采取裝聾作啞的態度，在2012年眾議院大選、2013年參議院選舉、2014年東京都知事選舉和眾議院選舉時都避開了這個困難的話題。

4“全民反核電”VS與核電共存日本人曾經很認真地檢討不要核電的可行性。有人找出了有過全部核電停機的時間，并且以此來證明離開了核電也能過日子，但實際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核電站運行短期停止的空白可以用火電以及水電來填補，但如果長期停止，就會發生嚴重的電力不足，因為水電站和火電站也都需要周期性的停機檢查和維護。建造發電站或者增加發電機組是一項大工程，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因此如果真的沒有了核電，生產和生活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幾年日本人真的做出了不少努力，地震之后先后有過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完全沒有核電機組在運行。為了節約用電，日本人調高了空調的溫度，減少了電車的次數，甚至部分地區發生了停電，日本人熬過了過來。但問題并不是在于生活用電而是產業用電。生活用電可以用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來將就，但是產業用電的效率是無法在短時期提高的。因此，電力不足就直接影響到了產業，火電和水電的價格也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成本，使得日本企業在本來就表現不好的價格競爭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從事故發生后的2011年開始，以出口商品、對外貿易立國的日本出現了時隔31年的貿易赤字。而這個赤字和日本發電用的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大幅度提高直接相關，雖然從2015年開始這個赤字隨著國際市場上石油天然氣價格的下降而大量減少，但沒有人能保證以后石油天然氣的價格不會再次提高。

因此，擺在日本人面前的問題實際上是兩個：一是如何處理現有的核電能力；二是核電在國家的能源政策中處于什么位置。直到2015年6月1日，日本產經大臣的咨詢機構“資源能源調查會”才提出了到2030年為止的能源組成方案。

在這個方案中，核電將從現在的30%左右下降到20%～22%。這個比例不但不符合日本社會廣泛存在的廢除核電呼聲，甚至比大多數人所預測的“從現行折半”的15%還高了5到7個百分點。雖然這個方案說明了“每三年做一次修訂”，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外交辭令，所以該方案發表之后失望之聲不絕于耳。在東京的首相官邸周圍，也像后來反對新安保法律一樣爆發過大規模的示威游行。

新方案的出臺，使得原來一直處于停機狀態的核電機組在加固了安全措施之后逐漸重新投入運行。到2016年2月26日，日本全國有4套核電機組投入了運行。但是，在2016年3月9日，大津地方裁判所（相當于中國的中級法院）作出了“位于福井縣的高浜核電站3號4號機組暫停運行”的暫行判決。因為當地居民提出了要求停止這兩臺機組運行的訴訟，有專家認為這個核電站位于地震活動斷層之上，狀況非常危險。

實際上，這種核電重開和核電反對的博弈，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現實——沒有人愿意生活在核事故的陰影之下，但是現代產業以及日本的自然條件又使得日本人無法拒絕核電。在核電站當地人的身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旦發生核事故，受害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福島核電站周圍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支持重開核電。因為這些人基本上都在核電站工作或者與核電站有關的地方工作，核電機組停機，他們就直接在生活上受到了沖擊。此外，日本政府對核電站周圍的居民還提供了豐厚的津貼，一旦核電機組停機，他們就拿不到這些津貼。

其實，其他日本人也一樣。就是不工作的學生和家庭主婦也要面對這個問題——如果因為電力不足或者電費上漲，父親或者丈夫就業的企業陷入經營困難甚至破產，以后的生活該怎么辦？

這就是人們最后只能接受政府方案的原因。